嘴巴紧贴耳朵
谨慎着言语
怕野蛮的声响
损了良心
宁愿配那个歹字
躺着反正是人
三横一竖读作亡
不忍留下遗迹
亏欠了生命
贼人的惦记很近
生亮的白眼就像剑
用来刎断良心
王遮断自己
生为他们的希望
权势的剥落
称做薨
将那个事件收藏
在罪字头下面
这个秘密让野草疯长
死是聖之生的名字
通过诅咒
抹去眼中的尾巴
让爱流出
无声无痕
——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炭兮，造化为工。
静静的发骚，是难得的享受。管他的，铜牛的牛，铜牛的铜。故事中，那个非我族类的国王成了异族的寓言的主角。米洛斯的铜牛，造化了一种不可能的结构，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没有过的拓扑——你被放在铜牛里面，吟唱出滚烫的音声。
为痛苦放下一张帷幕是慈悲的，听到快乐而享受是虔诚的，不用理会幸福与灾祸，这是米洛斯的造化。不关乎欲望与被欲望的风月官司，只在于在乎与在乎不了的纤弱命运。
从它受造之日起，就显得很拧巴，你看，是不是那样？我听到了你的动静，你在铜牛里，不是我作的孽，你便称之为知音。傲慢的人无声息地做着不屑的表情，透露了他空洞的羡慕。除此之外，可还有其他音声？竖起的耳朵没找到科学的方法，却让你看出了心思
我在乎你又不在乎你，你是铜牛的铜，铜牛的牛，以及用来命名这一切的苦乐，音声。
刚刚才明白，怎样写书是有讲究的。写书和说话不一样。
写书是一项工作，不需要在字里行间展现作者的高尚人格和特立独行的趣味。书，可以被反复阅读，允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态度下，反复看，因此，书的目的是满足阅读所需要的朋友角色。书，可以有一以贯之的脉络，但更重要的是血肉丰满，包含很多的背景信息，读者即使嫌啰嗦，也可以自己选择有兴趣的内容。
读者必然有批评的权利，因此写作主要不是“自圆其说”以屏蔽读者的“误读”，而是“和盘托出”以引发读者的“收获”。
在书当中作者本身不一定非得“出场”，但说话则不一样。说话包含更多的“情景因素”或者说“实践性”。即便是轻松随意的谈论，这种轻松也是被当下情景中的身份感认定的，因此，“就事说事”的态度很难确立，说话者在说出自己的同时，也说出听者（自己的认定）。
写作和说话本就是不同的“事情”，可因为都是语言表达，如此容易被模糊。明白这个很多困惑就会解开。
英美哲学中关于命名、名称、指称的讨论枝繁叶茂。其实用这么多汉语去“对译”，原本确是很简单的Name.因物理属性而有Name，还是因直指称谓而有Name，还是因用法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而有Name?
“名可名非常名”是什么意思？他为何会跟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想嗤之以鼻的人，我为此留有充足的时间。
家族相似，因何而似？名称是一种被叫出的语音么？
羚羊，为何称之为“羚”，它因为和“灵”的语音相似，含有灵活快速的意思么？羚牛是因与羚羊那种类似而得名？是快速灵活，或许因为坚硬的犄角？“羚”的意思居然是随意的形式符号么？我们能否把djgfgwtohijdijvniuhoiurn称之为那种生灵的Name.
关键是，凭什么命名它？然后就获得呼来唤去、切磋琢磨的魔力？命名本身有人欲也有权力，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制名以指实”争论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居然有唯一神的名字呢？“唯一神”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摹状词还是名称？你只要从事语意活动，不论是说、写还是想，哪怕只出来半个字，不就是在“命名”么？哪里有什么现成的name，可供理所当然的赋予“权力”呢？
“无为”好理解，“无名”却很神秘，以至于被轻易带过，呵呵，让我们用逻辑去分析？
顽强的西方人，居然以为名词比形容词、副词更重要，拥有形而上的权力，把他那顽强的“困惑”带了进来，企图建立神圣的或自然的真理秩序，从中淘洗权力的金砂，为异教徒打造锃亮的偶像。
呵呵，偶像为偶像时，恰无偶像。无偶像无偶像时，又当如何理喻呢？
最近在网上了解，上个世纪最后几天，香港城市大学有一场“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的对话，乐黛云、刘小枫、钱文忠诸先生。
刘小枫是我老师一辈的学者，我读过一些他写的、编的、统筹的书。虽未有机会得见一面，这对话中他终于比较“显明”的说出了他的关注。虽然致力西学阐释，但其视角不是建立一种古典的学术，当然刘先生首先影响的的是国内西学学术。
不甚了了的国内西学十分需要深入西方历史、思想的关节中，才能有真切的收获。刘先生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有关于信仰与未来的独特定向。大致，在他看来，最值得珍视的是西方信仰和社会文化中基于“个体”的生活的清晰感，哪怕清晰的个体在政治和信仰中十分“分佳节又重阳裂”和纠结，但可贵的是，它是清晰的、自由的，不似传统东方文化浓的化不开的精神生活。
虽然给先生的思想贴标签有些不敬，但出于理解的需要，我觉得刘先生是右莫道不消魂派自由主义者，当然这里是说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强调从文化上搞清楚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较忽视我们自己理解动机的缘起和背景，他们觉得西方被过多的“曲解”。刘先生不同于在全球化中拥有话语权力的偏左的自由主义者，他关注的是留住精神的根，而不是贯彻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对于国内西学的“曲解”我大致认同，但更为关心这“曲解”本身也是有历史的，并非是撒旦空穴来风所引起的。只有一个历史吗？那就是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吗？
既然我们没有抓住西方人的“问题”，我们是进一步不断去抓“西方问题”，还是“问题”本身是普世的，把自己的生活陌生化恰会错失机缘，抓来了西方的精神，到底还是“无精打采”？
至于，刘先生说他还有“隐讳”，表明并非法赛利文士的空谈，指明，他所说的话是一项动作、一项“事功”。到底有什么意思？就不好说三道四了。西学学术的误解，我是认同的，但不论如何隐讳，都是要在当下历史中现身的，因为在一个日头之下没有什么完全的隐讳。
能否摆在日头之下，再隐讳，放在历史之中，再权衡？置身当下之忧惧，再理解？
圣灵的功是神秘的，但不隐讳；人之相背是无据的，但很显明。想和刘先生一样，隐讳之后，做些实事，愿刘先生的志业，为我们赢取更多省思的机会。
别管你有多大能耐，最多活两百年。更严重的是大家都一样，于是就有了这个节律，由壮而衰是最无理胜利，或许辩证法的根基就在这里。
你有想法，年老一代有想法——他们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你想的最终是白搭。年轻的更有想法——不要以为你比他更懂道理，你不过也是一个过客，不管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哪里有什么道理呢？婴儿一出生就老得足以死亡。
所讲的道理，也许只有一个想象的朋友倾听，或是异乡人，或是心想的知心人，或是上帝。因为你不能讲给未来，未来属于下一代的人，你可以对他们说，不过仰赖他们听。任何人与任何人根本上都是陌生的，当背向同代的潮流的时候，你找不到知心人。不过，谁说非得要有人知我心呢？我根本上也是不讲道理的，有时候我不愿意理会我自己，大家不都是在日子里奔忙么——甚至所有活物都是如此，难道这不是最大的道理么，还想要什么高深的道理呢？
这就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进化论，无人有理，印证了如露如电的罪性，可连这一句也不能说，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得讲理时讲道理，有无道理无有理。我和世界都是复杂的，要想把道理“讲通”，须修佳节又重阳炼到有时候闭嘴，断了讲道理的念头。
因为，（如果说有人或有人被）恩赐和惩罚都是“白白的”。
和谐春风劲吹，左的右的，统统都要适应这无有道理的命运，重新获得自己的道理、身份和飞蛾扑火的奋斗。还是不知春夏的活物最开心，最终听取的是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最入时，他们不讲道理的拥抱自己的“欲望”，在市场化、现代化的征程中，他们是最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关键，有人爱他们，或者如其所想他们被神眷顾着。祝福你也就是祝福我，终有一死的某一族群。
“科学哲学”是80年代以来进入的新思潮，尽管学界一再界定科学哲学的范围，试图打造有明确思想定向的科学哲学，但不太成功。实际上它并不局限于某一西方思想（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狭义科学哲学），而是在自然辩证法教条化之后，寻求的一系列理解科学和现代性的学说。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中距离很远的思想都在这个统一的“历史语境”中得以思考。于是，甚至弗洛伊德学说也与“理解科学”的诉求有某种联合，提供了某种科学哲学的契机。
引进科学哲学的人对此历史语境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在他们看来，维也纳学派、波普学说是传承有序的艰深学问，弄清楚它们说了什么当然只有分条理析的“研究”，可是，总的来说，这些思潮不过是“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东西，一个异质的“新思想”，而“理解科学”的诉求的原本追寻，即或没有迷失也遥遥无期。
于是，新的学说又来了——质疑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想史”，同样，这又是异质的，被阅读为 “从历史语境和思想潮流中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事业来理解”，可实际上不过把原来的实证主义“硬知识序列”换成“观念的序列”，由于我们根本不可能巨细无遗的浸入西方学术，因此理解科学的诉求不过重新陷入到另一套宏大叙事中，不知所云。
花样总是不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想要哪一样？
学术要专业化，要脱离“意识形态”，可这些年不过是和“意识形态”擦肩而过，从没有短兵相接，甚至没有直面过。尤其奇怪，“摆脱意识形态”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口号，在毫无成效之后，仍被奉为学问之圭臬。殊不知，意识形态呼唤解放，拒绝认取貌似政治正确的空洞命题，之后用另一些繁复知识体系来代替，这并没有解放，而是得到两座大山，在一个里面我们只能说那些话，在另一个里面我们无话可说。
要命的是，如果对这种情况置若罔闻的做学术，却一可以中规中矩，二可以和国际接轨。 我们的思想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撒除草剂，
因为要长出最美丽娇艳的花，所以拔了资本主义的草，又拔社会主义的苗，为的是：
在“种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思想精英——可以有很多发自肺腑的忧虑，并为此滔滔不绝，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我们只希望收获很多的“成果”，于是我们把“鱼种在地里”，期望收获名誉、口粮和性福利。
有个贼，不在任何地方，不偷东西，也不惦记你的东西。
相反存了很多东西在你那里，让你觉得很富有。
没有抢劫，只是突然，它宣布。
这是我的！
你就被洗白了。它就是你自己藏在心下的
时钟
为什么要说话？说话意味着什么？表达、指示、行动还是虚与委蛇？韵律意味什么，高兴，自足还是滑稽，而无韵的诵读又会激起什么？
你说话的时候，心里装着什么？为什么一些“特别”的词语从你心底涌出，而又被你厌恶？用厌恶或其他情绪再对它解释一番。说话的时候本就包含欲言又止的部分，真是扣留着要说的“意思”，却要把它和你自己的形象搅拌在一起，经过编选，说了出来。可见没有什么说出来的意义是被上帝产生的，就算截然的“不说给任何人听”，却也不断地纠缠于与自己的“交待”之间。
西方人的字母里，尤其在胡塞尔那里，用巧妙的方法，把逻辑、意向、直观悬置到“意识”之中——哲学的炼金术，想提炼出那个“内在明确”，即便对超越的真理来说是有限，但至少是“有道理”的。
可是，他们哪曾说话，他们一直在背诵“神的书”，逻辑，为什么要符合？直观为什么会明确？难道不需要好好烹一壶茶，细细的煨一煨。非此，就只剩一个古老的架势而已：先知，圣徒、斗士或绅士。形式语言在哪里呢？那些名称理论、用18世纪的工具所作的细碎推敲，为什么竟然会有？
有一种“神——话”，总在说，人们都在学舌。可仓颉造字的时候，就没有神的话。从我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音，无不是在“非文明”中找寻的“自然”之中组织起意思的。山川形胜，品物流形，是无言的，而我说的话只能是“自己”的话，尽管站在天地的文化之中，我的性情却只是陶铸于宇宙之中，不断到自己的地方寻找“真意”。无我之境的语言，是一种预想，没有听众的，这里语言不再有个“身份”，而流进了夜雨春风之中，被神秘的东西倾听。
一般，说话的目的很有限，表达、指示、行动还是虚与委蛇？或者让自己在话语之中现身，指向自己的“身份”。因此，如果不是绝对的悲观，那么人与人的说话，根基上应该不是“鸡同鸭讲”，在无所指的“符咒”之后开辟生活的新契机——它，总应该留点清楚吧！
呵呵，这像一场永不结束的战斗，说话者与自己说的话，刀刀见血，却如胶似漆。其中竟然没有情，也没有“无情”。没有终结，只有玩累之后的发呆和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