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Archives: ahadan

之前论语言，着眼于把语言从逻辑性的限定中解放出来，或发掘新的，逻辑本身的可能性，以此，消解语言之板结 的逻辑性表象，让思想重回语言。如阐释“名可名，非常名”，审视逻辑主义语言理论的名称学说即为一例。 然而语言的魔力却不止对“事情”本身的“实指”或世界逻辑的“显示”。这些围绕语言逻辑结构的来源及用途而 展开的理论，总是围绕一个纯净对称的逻辑世界。然而“真”和“假”这两个逻辑对象在语言中却全然不是对称的 ，语言的魔力倒在于它既显示了真值，又通过真值构造一种必然。 在囚徒供认的困境中，双方都“坚称无罪”，对此可作一番博弈论解读。但“坚称无罪”这个语句本身的逻辑性质 如何却也是在这个情景中得以界定的。既然撇开了确定真值的事实基础，为何基于直观，“坚称无罪”有些可能被 认定为真命题，而“自贡有罪”则被视为最不明智的行为？在这种游戏中，确定“真值”（或某种类似真值之魔力 的东西）是何以可能的？这种范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想契机？理解语言不能局限于意义层面，在能指所指的迁延 中把握意义的修辞。意义本身的起源是神秘的，意义也并不构成一个世界。 朋友提醒，或许可称之为语言的心理层面。“自贡有罪”使游戏中判定真值的意识定向，并在涉及利益的切身抉择 中带来不利的后果。似乎还没有弄清楚。另一个例子是“狼人、村民、上帝”游戏，如何判定某些指认是否明智。

嘴巴紧贴耳朵 谨慎着言语 怕野蛮的声响 损了良心 宁愿配那个歹字 三横一竖读作亡 不忍留下遗迹 亏欠了生命 贼人的惦记很近 生亮的白眼就像剑 用来刎断良心 生为他们的希望 权势的剥落称做薨 将那个事件收藏 在罪字头下面 这个秘密让野草疯长 死是生的名字 诅咒自己 定格一个温柔的墓碑 仲春三月咏而归

       ——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炭兮，造化为工。         静静的发骚，是难得的享受。管他的，铜牛的牛，铜牛的铜。故事中，那个非我族类的国王成了异族的寓言的主角。米洛斯的铜牛，造化了一种不可能的结构，自然的还是人工的，都没有过的拓扑——你被放在铜牛里面，吟唱出滚烫的音声。        为痛苦放下一张帷幕是慈悲的，听到快乐而享受是虔诚的，不用理会幸福与灾祸，这是米洛斯的造化。不关乎欲望与被欲望的风月官司，只在于在乎与在乎不了的纤弱命运。        从它受造之日起，就显得很拧巴，你看，是不是那样？我听到了你的动静，你在铜牛里，不是我作的孽，你便称之为知音。傲慢的人无声息地做着不屑的表情，透露了他空洞的羡慕。除此之外，可还有其他音声？竖起的耳朵没找到科学的方法，却让你看出了心思        我在乎你又不在乎你，你是铜牛的铜，铜牛的牛，以及用来命名这一切的苦乐，音声。

刚刚才明白，怎样写书是有讲究的。写书和说话不一样。 写书是一项工作，不需要在字里行间展现作者的高尚人格和特立独行的趣味。书，可以被反复阅读，允许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节、不同的态度下，反复看，因此，书的目的是满足阅读所需要的朋友角色。书，可以有一以贯之的脉络，但更重要的是血肉丰满，包含很多的背景信息，读者即使嫌啰嗦，也可以自己选择有兴趣的内容。 读者必然有批评的权利，因此写作主要不是“自圆其说”以屏蔽读者的“误读”，而是“和盘托出”以引发读者的“收获”。 在书当中作者本身不一定非得“出场”，但说话则不一样。说话包含更多的“情景因素”或者说“实践性”。即便是轻松随意的谈论，这种轻松也是被当下情景中的身份感认定的，因此，“就事说事”的态度很难确立，说话者在说出自己的同时，也说出听者（自己的认定）。 写作和说话本就是不同的“事情”，可因为都是语言表达，如此容易被模糊。明白这个很多困惑就会解开。

英美哲学中关于命名、名称、指称的讨论枝繁叶茂。其实用这么多汉语去“对译”，原本确是很简单的Name.因物理属性而有Name，还是因直指称谓而有Name，还是因用法和更广泛的社会文化而有Name? “名可名非常名”是什么意思？他为何会跟在“道可道非常道”之后？想嗤之以鼻的人，我为此留有充足的时间。 家族相似，因何而似？名称是一种被叫出的语音么？ 羚羊，为何称之为“羚”，它因为和“灵”的语音相似，含有灵活快速的意思么？羚牛是因与羚羊那种类似而得名？是快速灵活，或许因为坚硬的犄角？“羚”的意思居然是随意的形式符号么？我们能否把djgfgwtohijdijvniuhoiurn称之为那种生灵的Name. 关键是，凭什么命名它？然后就获得呼来唤去、切磋琢磨的魔力？命名本身有人欲也有权力，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名正言顺”“名副其实”“制名以指实”争论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居然有唯一神的名字呢？“唯一神”是什么意思，它是一个摹状词还是名称？你只要从事语意活动，不论是说、写还是想，哪怕只出来半个字，不就是在“命名”么？哪里有什么现成的name，可供理所当然的赋予“权力”呢？ “无为”好理解，“无名”却很神秘，以至于被轻易带过，呵呵，让我们用逻辑去分析？ 顽强的西方人，居然以为名词比形容词、副词更重要，拥有形而上的权力，把他那顽强的“困惑”带了进来，企图建立神圣的或自然的真理秩序，从中淘洗权力的金砂，为异教徒打造锃亮的偶像。 呵呵，偶像为偶像时，恰无偶像。无偶像无偶像时，又当如何理喻呢？

最近在网上了解，上个世纪最后几天，香港城市大学有一场“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的对话，乐黛云、刘小枫、钱文忠诸先生。 刘小枫是我老师一辈的学者，我读过一些他写的、编的、统筹的书。虽未有机会得见一面，这对话中他终于比较“显明”的说出了他的关注。虽然致力西学阐释，但其视角不是建立一种古典的学术，当然刘先生首先影响的的是国内西学学术。 不甚了了的国内西学十分需要深入西方历史、思想的关节中，才能有真切的收获。刘先生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有关于信仰与未来的独特定向。大致，在他看来，最值得珍视的是西方信仰和社会文化中基于“个体”的生活的清晰感，哪怕清晰的个体在政治和信仰中十分“分佳节又重阳裂”和纠结，但可贵的是，它是清晰的、自由的，不似传统东方文化浓的化不开的精神生活。 虽然给先生的思想贴标签有些不敬，但出于理解的需要，我觉得刘先生是右莫道不消魂派自由主义者，当然这里是说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强调从文化上搞清楚西方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较忽视我们自己理解动机的缘起和背景，他们觉得西方被过多的“曲解”。刘先生不同于在全球化中拥有话语权力的偏左的自由主义者，他关注的是留住精神的根，而不是贯彻现代的政治和经济。对于国内西学的“曲解”我大致认同，但更为关心这“曲解”本身也是有历史的，并非是撒旦空穴来风所引起的。只有一个历史吗？那就是在地上建立上帝之国吗？ 既然我们没有抓住西方人的“问题”，我们是进一步不断去抓“西方问题”，还是“问题”本身是普世的，把自己的生活陌生化恰会错失机缘，抓来了西方的精神，到底还是“无精打采”？ 至于，刘先生说他还有“隐讳”，表明并非法赛利文士的空谈，指明，他所说的话是一项动作、一项“事功”。到底有什么意思？就不好说三道四了。西学学术的误解，我是认同的，但不论如何隐讳，都是要在当下历史中现身的，因为在一个日头之下没有什么完全的隐讳。 能否摆在日头之下，再隐讳，放在历史之中，再权衡？置身当下之忧惧，再理解？ 圣灵的功是神秘的，但不隐讳；人之相背是无据的，但很显明。想和刘先生一样，隐讳之后，做些实事，愿刘先生的志业，为我们赢取更多省思的机会。

    别管你有多大能耐，最多活两百年。更严重的是大家都一样，于是就有了这个节律，由壮而衰是最无理胜利，或许辩证法的根基就在这里。     你有想法，年老一代有想法——他们苦口婆心的告诉你，你想的最终是白搭。年轻的更有想法——不要以为你比他更懂道理，你不过也是一个过客，不管在什么意义上都是。哪里有什么道理呢？婴儿一出生就老得足以死亡。     所讲的道理，也许只有一个想象的朋友倾听，或是异乡人，或是心想的知心人，或是上帝。因为你不能讲给未来，未来属于下一代的人，你可以对他们说，不过仰赖他们听。任何人与任何人根本上都是陌生的，当背向同代的潮流的时候，你找不到知心人。不过，谁说非得要有人知我心呢？我根本上也是不讲道理的，有时候我不愿意理会我自己，大家不都是在日子里奔忙么——甚至所有活物都是如此，难道这不是最大的道理么，还想要什么高深的道理呢？     这就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的进化论，无人有理，印证了如露如电的罪性，可连这一句也不能说，毛病到底出在哪里？得讲理时讲道理，有无道理无有理。我和世界都是复杂的，要想把道理“讲通”，须修佳节又重阳炼到有时候闭嘴，断了讲道理的念头。     因为，（如果说有人或有人被）恩赐和惩罚都是“白白的”。     和谐春风劲吹，左的右的，统统都要适应这无有道理的命运，重新获得自己的道理、身份和飞蛾扑火的奋斗。还是不知春夏的活物最开心，最终听取的是他们的意愿，因为他们最入时，他们不讲道理的拥抱自己的“欲望”，在市场化、现代化的征程中，他们是最革莫道不消魂命的。关键，有人爱他们，或者如其所想他们被神眷顾着。祝福你也就是祝福我，终有一死的某一族群。

    “科学哲学”是80年代以来进入的新思潮，尽管学界一再界定科学哲学的范围，试图打造有明确思想定向的科学哲学，但不太成功。实际上它并不局限于某一西方思想（如逻辑实证主义的狭义科学哲学），而是在自然辩证法教条化之后，寻求的一系列理解科学和现代性的学说。在“解放思想”的过程中，西方学术中距离很远的思想都在这个统一的“历史语境”中得以思考。于是，甚至弗洛伊德学说也与“理解科学”的诉求有某种联合，提供了某种科学哲学的契机。     引进科学哲学的人对此历史语境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在他们看来，维也纳学派、波普学说是传承有序的艰深学问，弄清楚它们说了什么当然只有分条理析的“研究”，可是，总的来说，这些思潮不过是“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东西，一个异质的“新思想”，而“理解科学”的诉求的原本追寻，即或没有迷失也遥遥无期。     于是，新的学说又来了——质疑实证主义的“科学思想史”，同样，这又是异质的，被阅读为 “从历史语境和思想潮流中把科学作为一种思想事业来理解”，可实际上不过把原来的实证主义“硬知识序列”换成“观念的序列”，由于我们根本不可能巨细无遗的浸入西方学术，因此理解科学的诉求不过重新陷入到另一套宏大叙事中，不知所云。     花样总是不缺，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你想要哪一样？     学术要专业化，要脱离“意识形态”，可这些年不过是和“意识形态”擦肩而过，从没有短兵相接，甚至没有直面过。尤其奇怪，“摆脱意识形态”竟成为一种自由主义的口号，在毫无成效之后，仍被奉为学问之圭臬。殊不知，意识形态呼唤解放，拒绝认取貌似政治正确的空洞命题，之后用另一些繁复知识体系来代替，这并没有解放，而是得到两座大山，在一个里面我们只能说那些话，在另一个里面我们无话可说。     要命的是，如果对这种情况置若罔闻的做学术，却一可以中规中矩，二可以和国际接轨。 我们的思想就是一轮又一轮的撒除草剂，      因为要长出最美丽娇艳的花，所以拔了资本主义的草，又拔社会主义的苗，为的是：     在“种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作为思想精英——可以有很多发自肺腑的忧虑，并为此滔滔不绝，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我们只希望收获很多的“成果”，于是我们把“鱼种在地里”，期望收获名誉、口粮和性福利。

有个贼，不在任何地方，不偷东西，也不惦记你的东西。 相反存了很多东西在你那里，让你觉得很富有。 没有抢劫，只是突然，它宣布。 这是我的！ 你就被洗白了。它就是你自己藏在心下的 时钟

        为什么要说话？说话意味着什么？表达、指示、行动还是虚与委蛇？韵律意味什么，高兴，自足还是滑稽，而无韵的诵读又会激起什么？          你说话的时候，心里装着什么？为什么一些“特别”的词语从你心底涌出，而又被你厌恶？用厌恶或其他情绪再对它解释一番。说话的时候本就包含欲言又止的部分，真是扣留着要说的“意思”，却要把它和你自己的形象搅拌在一起，经过编选，说了出来。可见没有什么说出来的意义是被上帝产生的，就算截然的“不说给任何人听”，却也不断地纠缠于与自己的“交待”之间。        西方人的字母里，尤其在胡塞尔那里，用巧妙的方法，把逻辑、意向、直观悬置到“意识”之中——哲学的炼金术，想提炼出那个“内在明确”，即便对超越的真理来说是有限，但至少是“有道理”的。        可是，他们哪曾说话，他们一直在背诵“神的书”，逻辑，为什么要符合？直观为什么会明确？难道不需要好好烹一壶茶，细细的煨一煨。非此，就只剩一个古老的架势而已：先知，圣徒、斗士或绅士。形式语言在哪里呢？那些名称理论、用18世纪的工具所作的细碎推敲，为什么竟然会有？     有一种“神——话”，总在说，人们都在学舌。可仓颉造字的时候，就没有神的话。从我嘴里吐出的每个字音，无不是在“非文明”中找寻的“自然”之中组织起意思的。山川形胜，品物流形，是无言的，而我说的话只能是“自己”的话，尽管站在天地的文化之中，我的性情却只是陶铸于宇宙之中，不断到自己的地方寻找“真意”。无我之境的语言，是一种预想，没有听众的，这里语言不再有个“身份”，而流进了夜雨春风之中，被神秘的东西倾听。 一般，说话的目的很有限，表达、指示、行动还是虚与委蛇？或者让自己在话语之中现身，指向自己的“身份”。因此，如果不是绝对的悲观，那么人与人的说话，根基上应该不是“鸡同鸭讲”，在无所指的“符咒”之后开辟生活的新契机——它，总应该留点清楚吧！ 呵呵，这像一场永不结束的战斗，说话者与自己说的话，刀刀见血，却如胶似漆。其中竟然没有情，也没有“无情”。没有终结，只有玩累之后的发呆和叹息。